当今世界正经历数字化发展的迅猛变革，中国数字经济的巨大体量和丰富实践使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增长区域。黄益平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负责人，就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未来方向以及协调发展等议题进行了阐述。他探讨了数字金融领域的新进展，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范围，研究了国际竞争中的应对方法，并关注了城市管理系统中的数字差距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华社报道：您持续对数字金融产业表示兴趣，现阶段哪些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值得改进？
黄益平表示，数字金融有三大突出成就，分别是智能客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工作效率和质量大幅提高；移动支付，依靠反欺诈技术和大数据，规模和效率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数字信贷，运用大数据和AI技术，不良贷款率得以有效降低。
此外，人工智能在金融行业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值得注意：一方面，它有助于优化信息处理，增强市场分析，改善服务品质，加强风险防范；另一方面，单一应用可能造成市场联动，导致风险扩散。
新华社报道，数字经济带来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增长和三个方面减少，这对城市管理工作带来了哪些新的难题？
黄益平指出，“三升”涵盖了拓展体量、提升效能、优化感受三个方面。以往多数服务依托实体店开展，如今借助数字平台，商家的服务对象范围迅速扩大。像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样的平台，用户数量达到数亿乃至十数亿级别，这在过去是难以设想的。“三降”则涉及削减开支、防范风险、降低互动。数字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常见用途例如交通疏导，有助于减轻交通压力。然而，“三升三降”现象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包括个人隐私保护与运作效率之间的矛盾，算法公开程度与分配公正性的冲突，公共设施使用过度依赖的潜在危机，以及信息技术普及不均造成的差距。
新华报道：现阶段，国内数字产业尚未全面普及，为何当前要推动数字公司迈向海外市场？
黄益平指出，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智能投资顾问、乡村数字化金融服务等领域尚待开拓。不过，拓展海外市场与在国内发展并非互相排斥，国际竞争能够促使企业提高技术能力，也为国内创新开辟新途径，由此构建起“内外流通”的健康发展模式。此外，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公司已经拥有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我们具备显著的规模优势和成功的技术转化经验，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助于公司迅速检验商业方案，例如移动支付和数字信贷的成熟实践能够推广至海外地区，在中国市场生存下来的公司，通常拥有突出的技术实力和风险控制水平，比较容易得到海外市场的肯定。
新华网：您对中国数字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有何期待？
黄益平表示，技术发展过程难以准确预知，不过人工智能必定会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促使中国实现“经济高度数字化、智能化”，也许在具体应用层面还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新华网：数字经济时代，人才培养应聚焦哪些方向？
黄益平强调关键在于多领域融合能力。经济学、金融学以及管理学等经典学科依然有重要意义，不过必须与人工智能技术紧密结合。比如说，金融学领域的学子应该明白计算方法的运作方式，企业高管要熟悉以数据为基础的抉择方法。大学院校需要强化不同学科间的合作，塑造既懂技术又通业务的综合型人才，防止局限于纯粹理论或纯粹技术的狭窄视角。